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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濫觴之地的考古學判定與文化學分析——兼論麇楚關系
發布時間:2010-9-10 15:28:24  新聞來源:  編輯: 自動滾屏(取消滾屏)

傅廣典

[摘要]楚文化最初孕育與形成的時空環境或文化空間,一直是學人和學界探討和追問的重要學術問題。漢丹之地是漢江文明的濫觴之地。春秋時期的楚國和麇國都是漢江文明的產物。以遼瓦店子遺址為中心的地域是通史地域,是楚文化起源的核心地帶。麇楚屬同一文化圈,早期楚文化有諸多成分源自麇國之地。

[關鍵詞] 楚文化;濫觴之地;麇楚關系

楚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基礎構成,是在中華文化發展進程中傳承著和演變著的歷史文化與傳統文化。唯其如此,楚文化最初孕育與形成的時空環境或文化空間,便成為學人和學界一直探討和追問的重要學術問題。

長期以來,由于受到考古發掘和文獻記載的局限,對楚文化濫觴之地一直未能作出最后判定。

國家南水北調中線蓄水工程設立在春秋時期的楚地,搶救性的考古發掘意外地當然也必然地為楚文化濫觴之地的最后判定帶來了機遇與可能。

鄖縣位于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起點,正是南水北調的源頭,最多時同時有18個考古隊在這里進行考古發掘。密集的文化遺址、大量的文物出土,逐漸顯出這片被塵封著的古老土地的歷史文化面貌。

一、漢丹之地:漢江文明濫觴的中心區域

漢江與丹江交匯的漢丹之地,是古人類活動的重要區域。100萬年前的“鄖縣人”和雙樹、彭家河等舊石器遺址出土的80萬年前石斧,充分證明這里是人類重要發祥地之一。石斧是人類最早的標準化工具,是早期人類心智發育水平的標志,表明人類計劃性和認知性的程度。因此這里也是開啟人類文明進程的重要區域之一。由于以往歐洲和非洲常有考古石斧出土,而東亞和南亞少有發現,故而在考古學上一直存有東方是砍砸器文化圈、西方是石斧文化圈的兩種文化圈之說。雙樹和彭家河等遺址的多件石斧出土,不僅表明了這里舊石器工業文化的性質和內涵,也表明了這里早期人類進化、發育的良好狀態。這為漢江文明發育奠定了堅實的先期基礎。

人們對漢江文明的認識,晚于對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的認識。然而考古學證明,漢江文明的發育并不晚于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甚至還要早于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從地理學上講,漢江流域秦巴谷地是最適合人類繁衍生息的地域;從考古學上講,以100萬年前的“鄖縣人”族群為標志的“漢江人”,正是在秦巴谷地一帶繁衍生息。在這里多處發現人類最早的標準化工具石斧。這些石斧大多出現在80多萬年前,比歐洲和非洲最早的石斧還要早30多萬年。

漢江文明是融合了山地文明和平原文明的大河文明。以襄樊至老河口一線為界,上段為山地大河文明形態,下段為平原大河文明形態,大致可以分為隴南、漢中、鄖陽、商洛、南陽、荊襄、隨棗和云夢等8個文明區。漢江中游的漢江和丹江交匯的漢丹之地正處于鄖陽文明區的核心地帶,是漢江文明發育的關鍵區域,是漢江文明濫觴的中心區域。

1、漢丹之地的三大河流 漢丹之地的中心地理范圍在鄖縣、丹江口和淅川三縣市構成的等邊三角形地帶,可以稱之為漢丹三角區。雖然名稱為漢丹,而實際上包括堵河,是漢江、堵河和丹江三河交匯處。概略地說,鄖縣與丹江口這一三角邊在漢江干流上,是上起堵河口下至丹江口這一河段。堵河的河流文明肇始于鹽業,而丹江的文明興盛于貢道。大寧廠鹽場位于神農架西南重慶市巫溪縣的寶源山,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陸鹽產地。用以熬鹽的鹽泉被發現于新石器時期,甚至更早,熬鹽的歷史直到上個世紀70年代末才走向終結。這里熬出的鹽是通過附近的大寧河和隔山的堵河運出,堵河因此而成為繁忙的河運河流。大寧廠的鹽業成就了堵河文明。丹江是漢江第二大支流,它的早期文明也許是最普通的農耕文明和漁獵文明,但是自夏朝建立后,中國的政治中心開始形成,從夏商周一直到漢唐時期,中國的政治中心穩定在洛陽與西安的伊洛至關中地區,丹江不僅是連結中原與湖廣的通道,也成為南方各服地和侯國向王朝納貢的貢道。漢江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堵河文明和丹江文明。這兩條河流的文明,雖然是地域面積較小的地域板塊文明,但是它們奠定了漢江文明的基礎,奠定了漢江文明在中華文明中的地位。

2、漢丹三角區的考古學文化面貌 漢丹三角區的史前和先秦以及漢唐時期的文化面貌,隨著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文物搶救性發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顯現出來。

(1)聚落密集 漢江人”由采集生活方式轉變為農耕生活方式后,在漢江沿岸定居下來。從考古發掘情況看,漢丹三角區的定居聚落相當密集,密度之高在全國范圍內都是不多見的。在鄖縣境內,縣城周圍、安陽口鎮、楊溪鋪鎮、柳陂鎮、遼瓦店子和堵河口一帶、青曲鎮、五峰鄉等地,都有相當密集的史前聚落,沿漢江兩岸許多地段聚落間的距離僅有兩三公里;與鄖縣相鄰的丹江口市的六里坪鎮、丁家營鎮、習家店鎮、涼水河鎮、均縣鎮等地和十堰市張灣區的黃龍鎮、堵河口流域以及河南的淅川縣丹江流域,都是史前人類高密度居住區域。與密集聚落相對應的,這些區域通常都有密集的墓地群。考古學充分證明,這里不僅是人類的重要發祥地之一,也是自人類由母系社會轉為父系社會、由采集生活方式轉為農耕生活方式以來,人類生生不息繁衍不斷的重要定居區域。

(2)文化多元 漢江流域有自身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序列與譜系關系,同時又蘊含著多種文化形態。考古學在不經意中夸大了漢江文化中的黃河文化與長江文化融合的成分,造成了對漢江文化的某種誤讀。從考古人類學上看,“漢江人”并不晚于“黃河人”和“長江人”,完全應該有“漢江人”自己主體的獨立的文化,在此基礎上吸納、融合了左右兩大文化體系的黃河文化與長江文化。如若其主體文化并沒有發育健全、或者在長江文化與黃河文化面前是弱勢,那么它的自身的主體文化將很快被異化掉,今天就很難再看到它自身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序列與譜系關系。在漢丹三角區,這些多元的文化形態在前期多以黃河文化為主,如仰韶文化、半坡文化、二里頭文化、后崗文化、西陰文化、龍山文化等;在后期多以長江文化為主,主要是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需要特別申明的是,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原本就是漢江文化,因為漢江是長江的支流,在長江文化的概念里就理所當然地把漢江文化視為長江文化。從理論上說,由于漢江處于黃河與長江兩大河流之間,處于黃河和長江兩大文化序列之間,它融合黃河文化與長江文化是必然的,是完全合乎邏輯的。而實際上,在漢丹三角區至今還沒有發現長江干流上的大溪文化。所以,說漢江文化融合了長江文化多數情況下指的是漢江文化序列中的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自己融合了自己的文化,是一種邏輯錯誤。這一點有必要提起注意。這些多元的和漢江自身的文化形態,構成了各個時期獨特的漢丹三角區文化類型。

(3)年代連續 年代的連續性是這里文化面貌的突出特征。年代的連續性一般有3種情況:一種是持續不斷,從舊石器時期最起碼自100萬年前開始直至新石器時期概略地說是持續不斷的,從夏商周到元明清在粗線條上是連續的,序列是完整的清晰的。另一種是相對連續,如夏商周三代是連續的,兩漢、唐宋是連續的等。還有一種是間斷式連續,如夏商周某時期間斷,到了漢唐又接續上來。這種缺環通常并非是因災荒或戰亂的消亡或遷徙,而是搬移的結果,是聚落的位移和文化中心的位移。漢丹三角區的考古學文化面貌,顯示著史前時期和夏商周時期黃河文化與以漢江文化為代表的長江文化在這一地域碰撞、融合和發展的演變軌跡。

3、漢丹三角區的區位優勢與地緣文化 漢丹三角區南起秦嶺和大巴山之間的秦巴谷地北至南陽盆地西部邊緣的山地與平原的結合部,正處在中國南北兩方的中間過渡地帶,恰是中國版圖的中心區域。這是它連接中國東西南北大文化板塊的區位優勢,顯現出地緣文化的特征。漢江三角區的中國版圖中心的地理位置和南北文化通道的文化區位,使它成為漢江文明濫觴的中心區域。從大量的歷史文獻和最新的考古發掘成果可以看出,夏商周三代時期漢丹三角區是漢江文明發育和形成的重要區域,這里有麇國、韁國和絞國等諸多方國和氏族部落,有可以被看作中國歷史上第一封國的堯的兒子丹朱的封地,有楚國的始都丹陽。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張忠培先生認為:“漢丹之地是長江、黃河流域古代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重要通道,是探索研究人類起源、發展以及中華文明形成和楚文化演變等重大課題的關鍵區域之一,于中國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通史之域:任何時期的文化皆有可能肇始于此

遼瓦店子遺址發掘成果表明,自新石器時期以來,遼瓦店子一帶一直有人類居住,石家河文化時期開始出現聚落,夏商周時期較為繁盛,兩漢時期這種繁盛稍稍向上移動至韓家洲一帶,但是一直到明清這里都有人類居住的遺跡,文化沒有斷層,歷史沒有缺環,被考古界認定為“地下通史遺址”。武漢大學考古專家陳官濤說:“在同一遺址中有這么完整的文化序列,不僅在湖北省是第一次發現,在世界范圍里也是很少見的。”考古界一致認定:遼瓦店子遺址的重大意義主要體現在4個方面第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到兩周時期的遺存,填補了這一區域文化發展認識上的空白,建立起漢江上游區域文化發展序列的標尺第二保存完整的聚落遺址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夏時期典型器物組合齊全、特征鮮明,是新發現的夏時期一支區域文化類型第三首次在鄂西北地區發現典型的從二里崗下層到殷墟一期的商文化遺存,對于商代文化、地理等研究都是重要的資料;第四遺址中清晰的兩周時期文化的演變關系將楚文化遺存的整體研究上到西周早期,為探討楚文化的起源和發展提供重要的線索。

1、通史遺址的認定 通史遺址判定的關鍵在于文化序列和譜系關系的完整。遼瓦店子遺址總面積20萬平方米,目前發掘的層面包含了從新石器時期到明清各個時代的文化堆積,有灰坑、房基、環壕、水井和墓葬等等,被考古界評定為夏商周史上僅次于河南殷墟的最重大發現。

在鄖縣地域,類似遼瓦店子遺址具有相當長時間的連續性、跨越多個時期的遺址還有瞿家灣、大寺、郭家道子和鯉魚嘴等多處。瞿家灣遺址文化層從后石家河時期開始,到春秋、漢、唐、明、清和民國等時代連續疊壓。鄖縣附近的丹江口小店子遺址,從新石器時期到明清各個時期的文化遺存都有程度不一的發現。還有一些這樣長時期持續存在的遺址,由于考古發掘面積所限或聚落移動造成了文化斷層的假象。而實際上,這些遺址的聚落移動通常并不遠,是從聚落舊址向附近適宜地帶如臺地搬移。新石器時期是人類由流動的采集生活和生存方式轉變為固定的農耕生存方式的關鍵時期。漫長的流動的采集生活習慣的慣性力,沖擊著剛剛形成的脆弱定居的農耕生活習慣,所以,因為氏族間的不和或自然災害而出現遷徙和轉移,是再尋常不過的事情。在原始的氏族部落時期,一個部落在某一處生活數年、數代而因故遷移到另外一處,是非常普遍的事情,這為我們今天對他們生存軌跡的追尋與描繪帶來了常常是不可突破的困難。我們只能用考古的地層學和類型學等方法,進行概略的判定。青龍泉遺址就是這種情況。仰韶文化時期青龍泉聚落在王家堡,屈家嶺文化早期向臺地搬移,形成梅子園聚落;到了石家河時期以后,這里沒了人類活動遺跡,而到了東周又出現了聚落;到了漢唐時期,這里又不見人類活動遺跡,而到了宋代再次出現了村落。這中間的斷層,或許就是因為在半徑并不很大的區域里移動造成的。如果這種假設成立,那么青龍泉遺址也算是通史遺址。

2、通史地域的判定 遺址的文化面貌與自然的、社會的地域環境有關,通常不是孤立的。通史遺址則更不可能是孤立的人類生活聚落和活動地點。根據物種種群的理論,一種物種要長期繁衍下去,必須有足夠的種群數量,否則就會在繁衍過程中自行消亡。結合物種種群的理論,在邏輯學上可以斷定,任何一個具有時代連續性、時代跨越性的遺址,都不是孤立的,與周邊是有著密切聯系并融為一體的,其情形如同大沼澤地,沼澤地的某一個水凼永不干涸,是因為它與諸多的水凼連在一起,只是我們不可能將整個的人類活動文化區域全部揭露出來。鄖縣的許多遺址就類似這種大沼澤地的水凼。放眼鄖縣史前新舊石器時期以及有史以來各類不同遺址的分布狀況,縱觀鄖縣史前新舊石器時期以及有史以來各類不同遺址的文化面貌,完全可以判定鄖縣地域是人類沒有斷代、文化沒有斷層的通史地域。

3、通史地域是文化形成的基本條件 對一種文化的認定,起碼應有5個不可或缺的標準:具有穩定的形態、具有獨特的品質、具有深厚的積淀和持久的傳承能力、具有一定的認同空間、具有完整的體系。

通史地域的年代連續性,是某種文化產生的必要條件。只有時間上有足夠長的連續性,才能保證一種文化的發育和形成,才能保證文化發展的連續性。因此,從文化學上也可以判定,通史地域年代的連續性和時間的大跨度,使一切文明現象和不同歷史時期文明進程的標志性文化都有可能在這種時空里產生,通史地域因此而有可能成為某種文化的濫觴之地。

由于夏商周三代是中國文明發展的重要時期,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諸多方國發育成熟,形成自己的文化體系,同時也成為華夏民族文化的多種構成成分,所以戰國時期的國家文化,一直作為現在不同地域的歷史文化和標志性地域文化。史實證明,楚國是漢江文明的產物。從遼瓦店子遺址總體文化面貌上看,除自身的特點之外,夏代受陜東南同時期文化的影響,同時又與中原二里頭文化有一定的聯系;商代中期與中原的典型商文化如出一轍;商代晚期和西周初期是以自身特點發展時期,西周中期受周文化的控制,之后直到東周整個文化則進入早期楚文化范疇,成為楚文化起源的核心地帶。在漢丹三角區的河南淅川縣,發現楚墓群28處,楚墓共有2000多座。在鄖縣和丹江口,楚墓占有相當大的比例。鄖縣的喬家院和丹江口的北泰山廟等楚墓,是重要的楚國墓葬,墓地的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文化特征鮮明,代表了楚文化的一個重要區域類型。所發掘的大量文化遺址充分表明,春秋戰國時期,漢丹三角區實際就是個漢丹楚三角,是楚文化活動的重要舞臺。

三、麇楚之人:崇拜鳳鳥的習俗源于東夷

東夷崇鳥楚人崇鳳,這是史前和夏商周三代時期形成的民間信仰。東夷泛指華夏族以東地域的氏族,地理范圍在今天的山東省和江蘇北部及河南東部一帶,中心在春秋時期的齊國和魯國地域。在鄖縣境內出土的文物中,鳥和鳳或者介入鳥與鳳之間的鳳鳥圖案與造型非常之多。在氏族和方國時期,鄖縣屬麇國;自麇國被楚國滅亡至秦統一六國,鄖縣一直屬于楚地。從大量的史料和考古情況判斷,古鄖縣之地的崇拜鳳鳥的習俗,源于東夷。

1、麇人和楚人的族源 關于麇人和楚人的族源一直存在著多種說法,楚源有華夏說、苗蠻說和東夷說等四五種之多;麇源也有多種說法,其中也有東夷說。麇源和楚源都有東夷說,看來并非偶然。東夷的稱謂產生于夏末商初時期,而東夷部族形成于山東史前文明大發展的大汶口文化時期,距今大約6000年。夏王朝建立后,將其周邊的部族統統稱作夷,后來專指東夷。東夷逐漸強盛,開始向中原地帶擴張,特別是在以蚩尤為部落首領時期,多次與華夏族發生戰爭,最終導致著名的黃帝與炎帝聯合抗擊蚩尤的涿鹿之戰。涿鹿之戰,蚩尤部族戰敗,許多東夷人流落南方。這是東夷部族一次大的流民遷徙浪潮。

關于楚源和麇源的東夷說,由于史前文明的局限和考古文化的局限,沒有更多更確切的文獻記載和充足的考古材料,長期以來難以在眾說紛紜的多說中確定其一說。近年來也有更為直接的麇楚同源同為東夷之說。從學界的總體情況看,東夷說是主流觀點。但是不管這些說法的哪一種更接近歷史的真實,麇人和楚人崇拜鳳鳥的習俗源于東夷當是沒有異議的。

2、東夷是個崇拜鳥的部族 在《禹貢》中東夷被稱作鳥夷。史料和文獻中有東夷利用青鳥、玄鳥、伯趙和丹鳥等種不同鳥類的鳴叫時節和遷徙時間來制定歷法的記載。青鳥立春開始立夏止;玄鳥燕子,春分來秋分飛去;伯趙伯勞,夏至開始冬至止;丹鳥錦雞,立秋開始立冬。東夷部族就以這些鳥的鳴叫始終和遷徙時刻確立四季。立春立夏稱作啟,立秋立冬稱作;春分秋分稱作分,夏至冬至稱作至。在文獻中還有較為詳細的東夷首領少昊以鳥紀官的記載。少昊立國登基時恰逢鳳鳥飛臨,少昊將“鳳鳥氏”為掌管歷法的總負責人叫做歷正,其位列在百官之首《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鸕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 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在山東的日照、章丘和滕州以及江蘇徐州一帶有大量的考古鳥圖案和鳥形器物出土,山東和蘇北許多縣市志書中都有東夷崇鳥和少昊“以鳥紀官”的記載。

東夷崇鳥習俗的起源或許并不完全在于此,定然與史前漁獵文化有關。東夷人擅獵,以鳥為食,因而與鳥有不解之緣。《說文解字》將“夷”字解釋為“從大,從弓。東方之人也”。“夷”是狩獵的表意字。

3、鄖縣地域的崇鳳習俗 鄖縣地域崇鳳的習俗可以追溯到夏代甚至更早,到了商周時期逐漸盛行,主要表現在陶器和青銅器的生活器皿和禮器上。在古麇國的中心區域出土的大量文物,都直接地反映出這種崇鳳的習俗。

1)遼瓦店子遺址出土了兩把夏代陶盉。盉早在6000多年前山東大汶口文化時期就已經出現。盉是盛水的器皿,由足、腹、流、蓋和把等幾部分構成,后來更多的時候是作為酒具。最初是陶制,商周時期大多為青銅制。盉有時還作為禮器,商代有婦好盉、春秋有吳夫差盉等。遼瓦店子遺址出土的這兩把盉,可以斷定是屬于本地域初期的陶盉,在形制上與山東大汶口時期的盉有密切聯系,可以看出受到大汶口盉的直接影響。這兩把盉與后期的陶盉特別是青銅盉相比還較為原始。盉的體積并不大,把則有寬又大。就在這寬大的把上,刻有“鳥首人身”的圖案。這不僅表明當時崇鳥已成為風尚,而且達到了人鳥合一的極致。

2)在古麇國之地的五峰鄉喬家院楚墓遺址出土了兩把一模一樣的戰國時期的青銅壺。壺的形制為侈口、束頸、溜肩、鼓腹,肩部有一對對稱的獸面鋪首銜環,下腹內收,平底高圈足。壺身有5組凹弦紋,除足部為刻劃紋外,分5層飾有用綠松石鑲嵌的鳳鳥圖案。鳳鳥形態各異,栩栩如生。從制作工序上看,圖案是先雕刻出鳳鳥凹形,再用金屬絲勾出鳳鳥圖形邊際,最后填滿綠松石粉打磨而成。工藝之精湛,令人嘆為觀止。無論是壺的形制、圖案的設計、鳳鳥的造型、制作的工藝,都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絕非一代兩代傳承所能企及。無疑,它暗示著這里崇拜鳳鳥習俗的久遠。

無獨有偶,在與鄖縣比鄰的丹江口市北泰山廟楚墓遺址,也出土了這樣的鳳鳥青銅壺,時代也在戰國時期,無論從壺的形制到鳳鳥圖案到制作工藝,與喬家院楚墓遺址出土的鳳鳥青銅壺毫無二致。所不同的是,這里出土的鳳鳥青銅壺有子母口承蓋,蓋頂微微隆起,有4個線紋鈕。

從喬家院到北泰山廟直線距離大約90公里。這表明了以鳳鳥青銅壺為例證崇拜鳳鳥習俗的最小地域范圍。鄖縣地域崇鳳習俗略見一斑。

(3)在喬家院墓群遺址出土的崇鳳器物中還有一件“搖錢樹”,年代在東漢時期。搖錢樹高125厘米,由座和樹兩部分構成,枝與干由扣掛銜接。底座為陶質,樹干和樹冠均用青銅澆鑄。樹冠共分7層,頂層飾鳳鳥為樹尖;每節樹干懸掛4片枝葉,枝葉上飾有銅錢、鳳鳥和仙人等圖案。搖錢樹上鳳鳥的圖案,表明了崇鳳習俗的多元化。在鄖縣南面房縣的高碑遺址,也出土了與這棵搖錢樹一模一樣的搖錢樹。這兩棵搖錢樹的6節樹干和28枚枝葉造型驚人相似樹的樹干枝葉相疊可以重合,初步斷定出自當時的同一家作坊,甚至自同一個模具。在鄖縣大坪遺址出土的唐代銅鏡,背面也有鳥的圖案。至于出土器物上的鳥形鈕,更是屢見不鮮。

(4)在鄖縣一帶的建筑、雕刻和繪畫藝術中,鳳和鳥的圖案更是多不勝數。在民居建筑上,石雕、磚雕和木雕多有鳳凰和鳥的圖案,在鄖陽府時期城內大多會館建筑也有鳳和鳥的造型和雕刻。廟門、墓碑雕刻也常見鳳凰圖案。武當山宮殿建筑中更是多有鳳凰的造型。在山東地域,特別是在齊國之地的膠東半島,民居屋脊的兩端有對稱的造型,形如鳥頭,俗名叫雀墩。這種民居屋脊造型在鄖縣一帶也很普遍,其中偶有變異,但依然是鳥的神韻。在鄖縣婚俗中,出嫁的女子要戴鳳頭釵,這和山東地域的婚俗是完全一致的。

5鄖縣鳳凰燈舞是很獨特的民間燈舞藝術。這種藝術產生于清朝光緒年間。1883年,一位進士同老藝人參照古畫、戲曲和傳說中關于鳳凰的描繪和造型,創立的一種踩街與廣場表演藝術。鳳凰造型高大,由頭、身、尾3大部分連接而成,一般由二人舉舞。鳳凰燈舞有“丹鳳朝陽”、“鳳凰戲牡丹”、“鳳鸞和鳴”等場景,有表現鳳凰“搔癢”、“啄翅”、“理羽”、“打盹”等栩栩如生的動作。這種獨特的造型藝術和表演藝術在鄖縣久傳不衰,已經申報為湖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

四、考古之論:鄖縣是楚文化起源的核心地帶

考古成果證明,鄖縣既是漢江文明濫觴的中心地域,也是楚文化起源的核心地帶。

1、早期楚文化分布概貌 從目前考古情況看,具有早期楚文化成分遺址的分布大致在鄖縣遼瓦店子和陜西商州市東龍山、丹鳳縣鞏家灣、商南縣過鳳樓以及湖北丹江口市朱家臺、襄樊市真武山這樣一個地域范圍。遼瓦店子由于臨江,地勢平坦,取水取土便利,長期以來一直是陶器的集中生產地,甚至可以說當年窯場的那一把火從新石器時期一直燒到清末民初。在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以扁足陶鬲為特征的遺存。這種遺存既有鮮明區域特點又與西周中期以后的楚文化特點有一定的內在聯系,它的翻口、卷沿、繩紋、尖錐狀足等特正是早期楚文化典型器物的特征東龍山遺址位于商州市東南的丹江北岸,文化層有仰韶、龍山、夏、商、周等5個時期,陶鬲為夾砂紅褐陶,侈口卷沿,鼓腹癟襠,柱狀高實足,口外和器足抹光,中腹飾豎行細繩紋。鞏家灣遺址位于丹鳳縣城以西約10公里處的丹江南岸,有仰韶、龍山(早期)和西周3個時期的文化層,其中仰韶和龍山時期遺存最為豐富,陶器紋飾多為繩紋,器形有鬲、盆、豆、罐等。陶鬲也是夾砂紅褐陶。通過對比可以看出,以陶器為代表的文化面貌與楚文化基本接近,總體上屬于楚文化范疇。過鳳樓遺址位于商南縣城西南約20公里處的丹江北岸,其文化層主要有仰韶、龍山和春秋3個時期。陶器以泥質和夾砂灰及黑陶為主,夾砂紅褐陶次之。器形主要有鬲、盆、豆、罐等。陶系、紋飾和器形等各方面,與真武山等遺址所出土的同期陶器基本一致,屬于楚文化的范疇。朱家臺遺址和真武山遺址出土的鬲也都在西周中晚期。

如此看來,既然遼瓦店子遺址出土的典型楚文化器物扁足鬲的年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那么一般地說也將楚文化產生的年代向上推進了200年。因此,判定以遼瓦店子遺址為中心的地域為楚文化的濫觴之地,就目前考古成果而言,是毋庸置疑的。

2、早期楚文化構成分析 早期楚文化并非一定都是楚人創造的文化,早期楚文化器物出土地也未必就一定都是楚人的活動區域。這一觀念的確立,對于分析和認識早期楚文化和早期楚文化的構成,非常重要。

在楚國滅麇之前,遼瓦店子一帶一直屬麇國地域。那么遼瓦店子遺址出土的西周早期的扁足鬲是何人燒制的呢?是楚人嗎?顯然不大可能,而最大的可能是麇人。如果這種判斷確定,那么以扁足鬲為特征的早期楚文化,實際上應該是麇文化,這種文化既在本地發育演化,也由于文化自身的傳播規律而進入楚部落,并在楚部落生根發芽。當楚國強盛,將麇國滅亡后,以扁足鬲為母本的各種鬲,自然也就成了楚式鬲,同時以扁足鬲為特征的文化,自然也就成了早期的楚文化。歷史的事實也正是如此,當楚國滅麇、滅庸,滅了許多方國之后,麇國文化、庸國文化和被楚所滅亡的一切國家的文化,都成了楚文化。一種國家文化,往往不能直接反映這個國家早期的文化構成,也不能直接等于這個國家直接創造的文化。所以,早期楚文化地域與早期楚國疆域未必一定是對應的。麇國文化在其國家被楚滅亡之后成為楚文化,這是不難理解的事情。麇國文化成為楚文化的構成成分,正是歷史的辯證法。考古學已經充分證明:在鄖縣一帶遺址中發現的西周時期的文化遺存,是鄂西北一帶新的區域文化類型。這種新的文化類型在諸多遺址中與東周時期的典型的楚文化遺存層直接疊壓,文化面貌一脈相承,由此也完全能夠將楚文化發展線索上溯到西周早期。

3、楚文化對遼瓦店子文化的承襲 遼瓦店子遺址出土的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以扁足陶鬲為特征的遺存,既有鮮明區域特點又與西周中期以后的楚文化特點有一定的內在聯系,其中區域特點的成分,屬于遼瓦店子文化自身的序列和譜系。楚國滅麇,無論是民眾和文化都歸入楚,自此以楚說事,這是歷史的常理。可是有一種情況顯然被忽略了:這些與楚文化特點有一定內在聯系的文化遺存,本來就是完完全全徹頭徹尾的遼瓦店子文化,只是后人在以楚文化為標尺衡量或者判定遼瓦店子文化特征的時候,發現了與楚文化相同的某些元素或某種特征,就將它們生吞活剝而又合理合法地掠襲到楚文化的范疇。所以,楚文化對遼瓦店子文化的承襲,一是國家政治吞并式的,一是自然沿襲或承接式的,只是后人思想方法有時候不那么辯證,或許還有點粗糙,沒有剝離出其中的細節。

4、麇楚比鄰,文化相通,容易形成同一文化圈 從部落到方國,麇楚比鄰,同處漢丹之地。漢江文化和丹江文化不僅文化形態相同,而且兩水交匯,一條船一次航行在這兩條河流里是非常普通非常普遍的事情。同屬大河文化形態,同處秦嶺山系,這在地理環境上很難出現不同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麇楚同源同為東夷之說,麇人楚人皆崇鳥崇鳳的信仰和習俗,也有力地詮釋了麇楚文化相通甚至完全一脈相承的客觀事實。史實完全能夠證明,麇楚是同一文化圈,是同一文化形態。從相關的歷史資料看,“麇為百濮長”,在附近的部落和方國中頗有影響力。早期麇大于楚、強于楚。熊繹受封于楚蠻荊山立國時還很弱小,因不想過分受制于周,才在丹江與淅水交匯處的丹淅之匯丹陽建都。到了這個時期,麇楚同處漢丹三角區,文化圈更加完整。楚憑借丹陽優越的地域條件和富庶的自然環境迅速崛起,但直到春秋中期,麇楚兩國的實力旗鼓相當。負責遼瓦店子遺址發掘工作的王然教授在成果報告中說:“遼瓦店子遺址地處楚文化起源的核心地帶,遺址本身包含了兩周時期豐富的內涵,彼此之間演變關系明顯,而東周時期的遺存屬典型的楚文化。這類遺址在所有楚文化遺址中十分罕見。遺址中清晰的兩周時期文化的演變關系,將為探討楚文化的起源和發展提供重要的線索。”

[作者簡介] 傅廣典(1947-),男,山東煙臺人,中國地域文化研究會主任、湖北省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湖北武漢,430077

參考文獻:

1、湖北省文物局主編,重要考古發現 1 [C]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2、湖北省文物局編,漢丹集萃 [C]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9.

3、春秋] 左丘明,校注陳戊國 春秋左傳校注 [M] 長沙岳麓書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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